木作

　　本報記者 張瑩《中國青年報》（2014年12月17日11版）
　　悉尼“中央公園一號”公寓樓
　　12月12日的傍晚，位於北京東三環附近的寫字樓群已然燈火通明。潘支明的辦公室就坐落在這片燈火輝煌之中，房間內堆滿了各種資料書籍。這棟150米高的玻璃建築，出入著衣著光鮮的白領，在它不遠處，就是新央視大樓.
　　“扭曲的造型增加了建築的錶面積，意味著增加了鋼材與玻璃的用量，單從建築材料用能來說，就違背了節能的理念。”坐在位於17層樓的辦公室里，潘支明指著窗外不遠處被坊間戲稱為“大褲衩”的央視大樓，毫不客氣地說道。
　　這片被稱作中央商業區的區域，聳立著北京最高的建築，聚集著豪華酒店、高檔寫字樓和昂貴的商場，已經成了游客們來北京必到的新地標。
　　作為一名在環保NGO工作的建築節能研究者，潘支明雖工作在其中，卻少有“高大上”的自豪感。在他眼裡，這些包裹在玻璃盒子里的摩天大樓，意味著巨大的能源消耗。
　　他的觀點在最新一版的《中國建築節能年度發展研究報告》中得到了呼應。在這本書的前言中，清華大學建築節能研究中心主任江億寫道：大量超高層建築、大量巨大的玻璃盒子建築、巨大體量的機場和車站近年來成為新建公共建築中的新潮。一座大型公共建築單位面積的耗電量，相當於4到8個普通公共建築的單位面積能耗。
　　他筆下的大型公共建築，指的是建築面積超過兩萬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築。一系列數據可以佐證江億的觀點。早在2007年，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住建部的公開信息就披露：中國大型公共建築的面積雖不足城鎮建築總面積的4%，但能耗卻占城鎮建築總能耗的20%以上；國家機關辦公建築和大型公共建築年耗電量約占全國城鎮總耗電量的22%，每平方米年耗電量是普通民居的10～20倍。
　　“隨著我國經濟和城鎮化的發展，公共建築的能耗必定還會進一步增加。”江億說道，“而大型公共建築則是節能潛力最大的用能領域。”
　　 話都說盡了，對方還是不同意
　　潘支明曾在國家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科技與產業化發展中心工作過，以前，每年6月份他都會參與節能宣傳周，帶著印刷的小冊子，進入社區向普通民眾普及節能環保的理念。他發現，不少人對宣傳冊上講述的一棟商場、一棟辦公樓每年耗能多少的內容，顯現出一臉的茫然。
　　“當然有的人會對著這些能耗的天文數字發出一些感嘆，但事實上，那些一長串的能耗數字，顯然沒有自家的水電煤氣費賬單更具衝擊力。”他說。
　　事實上，就像人每時每刻都在消耗能量一樣，一座大樓想要維持照明、空調、採暖及其他電器設備的正常運轉，常常會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消耗能源，據統計，國內的大型公共建築，其照明和空調系統每年會消耗上萬噸標準煤，每年的碳排放量超過5萬噸。這意味著，令全球警惕的溫室效應和令國人苦惱不已的霧霾，都與這些大體量公共建築的耗能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
　　據江億觀察，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大型公共建築增速迅速，新建的大型商業綜合體、政府辦公樓和機場、火車站，正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蔓延。“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裡，新建的大型公建以商業性質居多，而在地方上，比如一些縣城，主要的大型公建就是政府辦公樓”。江億告訴記者。
　　事實上，2005年的時候，一組調查數字曾經頻繁見諸報端：我國政府機構年電力消耗總量占全國總消耗量的5％，能源費用超過800億元，單位建築面積能耗超過世界頭號耗能大國———美國政府機關1999年平均水平的33％。次年3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便公佈了一份《關於加強大型公共建築和政府辦公建築節能工作的通知》。這是有關政府部門首次明確出台對大型公共建築節能問題的政策通知。
　　如今，點開大紅色背景的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方網站，透過建築節能與科技下麵的地方信息版塊，依稀可以窺見全國範圍內大型公共建築節能改造的成果。“河北節能建築占總量四成”、“陝西百分制評價智慧城市”、“無錫四措並舉推進既有城市改造”、“保定將建大面積高標準節能住宅”……
　　但在江億看來，一些怪現象也在這十年裡頻繁發生。根據每年撰寫白皮書期間在各地的考察，江億發現，有些地方為了獲得政府對太陽能光伏、水源熱泵、地源熱泵等技術措施的財政補貼，即使並非節能需要，也要強行採用這些技術。還有的地方，在新建的大型公建建築方案還沒出來之前，就要求做節能篇，結果提出了一大堆不切合實際的節能方案。
　　據他回憶，清華大學早期曾以北京的一些機關單位大樓為試點，做一個目的為“幫政府打造一套節能管理工具”的課題，結果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有的單位擔心這樣會不會讓上級政府部門知道自己的能耗高，將來會下達更加嚴格的管理措施。”江億的學生，參與過這項課題的博士王鑫說，“說服他們花了很大力氣，有時候也要看‘緣分’，話都說盡了，對方還是不同意。”
　　技術上的東西容易解決，關鍵是動力的問題
　　相比於江億，潘支明如今更多把關註重點放在國際大型公共建築節能問題的研究上。據他介紹，雖然各國的節能政策都不盡相同，但常見的做法，基本上都是改換節能材料，使用節能設備和降低中央空調的系統能耗。“技術上的東西容易解決，關鍵是動力的問題。”他對記者說。
　　2014年4月，他所在的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發佈了一份題為《用對標與公示撬動建築節能市場 ——紐約等城市國際經驗的啟示》的報告。在報告中，美國的紐約市成為了一個被重點解剖的研究對象。
　　在2007年以前，這座國際化的大都會有80%的溫室氣體來自於大型公共建築的耗能，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為此，紐約市長曾親自動議，要求市長長期規劃與可持續發展辦公室牽頭負責解決這一問題，並請來紐約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術團隊作為技術支持。
　　最終確立的改革思路是——依靠立法強制大型公共建築能效對標和公示，以督促表現不佳的建築進行改造，提高能效。《報告》稱，紐約市政府會將這些信息在政府網站上發佈，併在最初3年每年針對對標過程和對標結果發佈報告。
　　某種意義上，數據的公開讓節能成為了看得見的競賽。一次研討會結束後晚宴上，來自美國的一位參會者向潘支明講述了數據公示的影響力。這位負責人告訴潘支明，他們曾在全世界範圍內，用問卷的形式調查過到底什麼因素更有利於促使業主節能的行為變化，結果發現，即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節能政策之下，“同類業主之間能耗排名”的影響力，均超過了“資金的回報。”
　　“對比紐約市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對標結果，參與評比的建築得分平均值已經從64分提高到了67分。”潘支明團隊發佈的報告中寫道。
　　潘支明告訴記者，在中國，這種改革思路尚沒有進入政策層面的考慮，而首先面臨的困難就是數據的公開問題。“2000年以前，想瞭解一棟大樓能源消耗量是多少，很少有人說得清。直到學界開始關註以後，有關部門才開始關註和介入。”江億回憶道。2004年，國家計劃修訂《節約能源法》的時候，江億就曾兩次寫信給國家相關部委，建議公開大型公建的能耗數據。
　　直到2007年，這一問題終於被提上桌面。在有關部門的公開文件中，明確提出將在25個示範省市建立大型公共建築能耗統計、能源審計、能效公示、能耗定額制度。
　　 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要拿數據來說話
　　7年過去了，令江億失望的是，作為第一個建議公開建築運行能耗數據的學者，他自己尚且未拿到過任何能耗監測數據。據統計，截止2012年底，全國已經累計完成四萬餘棟公共建築的能耗統計，但其監測數據卻依然以神秘的姿態示人。
　　江億記得，自己曾向掌握和管理這些數據的有關部委申請過公開，“先是要等領導批示，然後又說涉及到機密和知識產權，反正轉來轉去最後也沒拿到。”電話里，這位62歲的院士有些忿忿不平地說。這樣的“保密”方式，使得他對監測數據的質量表示出懷疑。
　　不久前，曾有一家媒體試圖通過各地住建部門查詢公示情況，除了“涉密”、“不予公開”、不作回覆之外，他們只得到了114棟大型公共建築的耗能數據。
　　在清華大學暖通空調專業博士王鑫看來，數據之所以遲遲未能真正徹底公開，主要原因在於當初建設監測平臺的時候，對於數據該怎樣用，並沒有全盤考慮清楚。“住建部頒佈的相關制度政策都是約束平臺怎麼建，需要滿足哪些協議和標準。沒人關心用的事情， 所以數據能不能用，好不好用，都沒有及時的檢驗。”王鑫分析道，“而那些花費了大量資金和力氣所得來的數據被採集上來，就只能‘死’在服務器里。”
　　“學者拿不到數據，不僅很多研究難以開展，還使得市場上更具分析能力和解決辦法的企業無法參與進來。”潘支明抱怨道，“更重要的是，無法起到通過數據公開倒逼大型公建節能減排的作用。”
　　在他牽頭撰寫的報告中，紐約市政府在數據公開的問題上曾積極地與能源供應商、行業協會及市屬各部門溝通協調。紐約市政府大樓也率先參與了公共建築能效對標和公示，甚至連紐約市長布隆伯格在社交網絡推特上的簽名也曾改成了：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要拿數據來說話。
　　在潘支明看來，因為國情的差異，中國不可能完全照搬紐約的方式，但至少可以思考：以什麼樣的方式公開數據，既保證不泄露機密，又能讓社會起到監督作用。
　　這位曾經服務於政府部門的研究者告訴記者，如今他也深受拿不到數據之苦，不過，他倒是由此掌握了一項令人哭笑不得的“新技能”——通過拆分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統計年鑒》，去推算大型公建的耗能數據。　　（原標題：大型公共建築節能困局）